內外蒙古兩樣情：一面兩體的「獨立」與「自治」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在武昌打響後，湖北軍政府旋即於11日成立，公布《安民布告》並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國號為中華民國。隨著武昌的獨立，各省亦陸續宣布脫離清廷獨立，清朝政府在中國286年的政權遂逐步走入歷史。

湖北此一槍響也震動了關外的內、外蒙古，改變了蒙古與中國既有的結盟關係。清治時期，蒙古地區不同於「內地」（關內）省份，約略可分為八旗蒙古、內蒙古，與外蒙古三個部分，分別實行盟旗制與札薩克制。八旗蒙古由八旗兵丁駐守各地，屬軍事組織，但駐守的範圍同時也是行政區域，至今中國內蒙古地區的地名大多數仍沿襲此命名系統；而內屬蒙古各旗則由北京朝廷派任地方官員治理，與其他省份的州、縣無異；至於外藩蒙古各旗，則由當地世襲的「札薩克」管理，處於半自治狀態。

辛亥革命之後，在沙俄的支援下，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受到喀爾喀蒙古四個盟部的擁戴，於11月中旬組成臨時總理蒙古國務衙門，從外蒙古四部和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附近調集軍隊，配置沙俄的武器裝備，推翻清朝駐庫倫辦事大臣，登基稱「額真汗」（俗稱博克多汗），成立「大蒙古帝國」（亦稱博克多汗國），脫離中國「獨立」。隨後，大蒙古帝國並先後向內蒙古六盟、呼倫貝爾地區、歸綏城（今中國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以及察哈爾地區（相當約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北京市延慶、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及烏蘭察布市一帶）發出《致內蒙古各盟王公文》，提出優待條件，希望各旗一體歸順，並承諾如民國政府干預，庫倫政府將出兵予以保護。

外蒙古的獨立反映了漢族與蒙古族之間長期累積的民族、階級矛盾，其原因亦和清廷的統治政策有關。一般總認為滿蒙兩民族的交好維繫了清朝政權的穩定，實則不盡然。在康熙皇帝推行攤丁入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後，中國「內地」的人口數量急速增長，在地狹人稠、糧食不足的生存壓力下，清廷逐步放鬆對蒙古的封禁政策，開放部分蒙地，讓「內地」的漢人得以大規模遷徒到關外，開啟了歷史上「走西口」的風潮。到了光緒年間，「內地」的土地兼併問題日益嚴重，再加上連年兵災，清政府急於籌募巨額賠款，更迫使其全面開放蒙古邊境，以徵收開荒稅金。其結果，「內地」大量的失地農民湧向蒙古，透過繳交「押荒銀」取得土地永久使用權。此舉不但導致蒙古地區漢蒙間的階級、民族矛盾，更直接削弱了「札薩克」及貴族王公對當地的統治權與經濟利益，致使滿洲貴族與蒙古王公原有的「特殊盟友關係」趨於鬆馳，蒙古文化自身的主體性和社會、經濟結構亦逐漸被漢族文化侵蝕。

▎中俄競爭下掙扎的外蒙古

在意識到自身文化與主流漢族文化融合的過程中，逐步喪失主體性的「大蒙古帝國」，最終選擇「親俄反中」來擺脫清治時期漢族中心主義在當地擴散所造成的影響。外交上，沙俄以「調停人」的身份要求袁世凱領導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以維持大蒙古帝國的現狀。內政上，1912年9月，大蒙古帝國與俄國簽訂《俄蒙條約》和其附約《商務專條》，保證俄國商民在外蒙古的居住、開墾，及經商等各項權利，而俄國則協助外蒙古訓練國民軍、維持現有秩序，以抵抗漢人移民及中國軍隊。

然而，《俄蒙協約》和《商務專條》激起中國北洋政府的反對，為換取沙俄承認中國對外蒙的「統治權」，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於1915年6月與沙俄、大蒙古帝國共同簽訂《中俄蒙協約》（亦稱恰克圖條約），沙俄表面上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中國政府亦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並不得在外蒙古設置行政機構、駐軍，及移民。其結果，大蒙古帝國的「獨立」在名義上變成「自治」，中國取得徒有其名的「宗主權」，而沙俄則保持了在外蒙「獨立」期間所獲得的各種政治、經濟特權（也正是這段歷史淵源，後遷徒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其憲法至今仍認定外蒙古為其領土的一部分，此乃後話）。

然而，到了1919年，北洋政府片面撕毀協議，派軍隊用武力取消了外蒙古的自治權，直至1921年俄國白軍動用武力驅逐中國勢力，大蒙古帝國的「自治權」才又得以恢復。不久之後，共產革命襲捲大蒙古帝國，蒙古人民黨於1921年7月取得政權，改國體為君主立憲制，但直至1924年哲布尊丹（博克多汗）逝世後，蒙古人民黨才著手修改憲法，改名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其後，受到80年代東歐社會主義垮台的影響，1990年一群青年在烏蘭巴托以絕食的方式瓦解了社會主義政體，更改國名、國旗、國徽，並逐步推動民主化，成為今日我們所熟悉的蒙古國。

▎踉蹌坎坷的內蒙自治運動

相對於外蒙古汲汲營營地希望藉由「獨立」來肯定自身作為蒙古族的主體性，內蒙古在「脫離中國獨立」與「在中國宗主權下自治」之間的選擇則顯得踉蹌，不斷在各種意識形態間來回掙扎。武昌起義後，內蒙古6盟49旗中即使已經有35個旗，以及呼倫貝爾地區的索倫、巴爾虎等旗、察哈爾地區的6個旗向庫倫政權表達歸順之意，但大多數的王公、總管仍對該不該獨立處於猶疑不定的觀望態度。

有趣的是，僅管大多數的蒙古王公仍對「獨立」與「自治」保持搖擺的態度，但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算計卻各不相同，因此，清治時期蒙古各郡王、總管依盟旗半自治的統治方式，影響了內蒙古在追求自身主體性時，所遭遇到的殊途卻同歸的複雜歷史軌跡。舉例而言，1911年秋，呼倫貝爾地區額魯特旗總管勝福、新巴爾虎旗總管車和扎等各旗王公共同商議呼倫貝爾「獨立」，並加入大蒙古帝國。在此決定下，勝福等人要求中國官員和軍隊撤出呼倫貝爾、禁止漢人向呼倫貝爾移民，且在地漢民如不承認新官府，即驅逐出境。然而，此波針對中國北洋政府的「獨立」運動，打著的旗號卻是「大清帝國義軍」。因此，雖然呼倫貝爾地區面臨著與外蒙古同樣的蒙—漢民族／階級對立問題，在意識形態上，其獨立卻是透過反對共和與恢復清室皇統的名義進行，於是，便註定了呼倫貝爾地區的獨立運動自此無法擺脫中國「內地」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使得該地區無法如外蒙古般透過獨立來突顯其自身的主體性。

然而，僅管其獨立背後存在著不同的意識形態，因為俄國的介入，呼倫貝爾最終亦經歷了和大蒙古帝國一樣的「自治」經驗。俄國利用機會在其「獨立」期間與勝福政權接觸，取得了在呼倫貝爾地區捕魚、伐木、采礦、墾殖等權利。隨後，1915年11月，俄國政府並與中國政府簽訂《中俄關於呼倫貝爾之協定》，承認呼倫貝爾為直屬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之特別區域，除關稅及鹽稅由中央政府征收外，其他稅收及收入均歸本地官府，而中國也承認俄國與勝福政權的簽訂的所有合約。至此，呼倫貝爾的獨立內涵最終又如鐘擺效應擺回了「在中國的宗主權下自治」這一端。

相對於呼倫貝爾透過「獨立」恢復清室的主張，同屬內蒙的卓索圖盟（該盟今已裁撤，約今遼寧省西部、河北省東北部一帶）喀喇沁旗郡王貢桑諾爾布（貢王）則認為，蒙古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只是因為將清朝奉為正朔，與中國本身並無關係，因此，一旦清朝消亡，蒙古不僅應該重新正視自身與滿人不同的主體性，更應該脫離中國獨立。在此主張下，貢王一方面在王府內建立新式學校，招募兒童、延請教師講習知識，以追求蒙古族的現代化，另一方面則經日本著名浪人川島速浪的牽線，與日本政府合作^註1，希望聯合內蒙古各旗，組建現代優勢兵力，推動「內蒙古獨立」。不幸的是，1912年6月，貢王向日方購買的武器彈藥被奉軍截獲，相關活動遂不了了之。其後，不甘心的貢王又召集熱河（約今河北省、遼寧省，與內蒙古自治區交界地帶）各旗王舉行聯席會議，主張熱河行政區自治。為消弭貢王在地的政治影響力，北洋政府於1912年10月邀請（ㄘㄨㄟ ㄘㄨˋ）貢王赴北京就任民國政府蒙藏事務局總裁．甚至以「效忠民國」的名義嘉獎貢王，於是，進退維谷的貢王從此長居北京，在北洋政府蒙藏事務局及蒙藏院任職達16年，無形中消除了「內蒙古獨立」的後續活動。

此外，在內蒙古尋求獨立的路途上，東蒙古哲里木盟科右前旗扎蕯克郡王烏泰則屬於「投機派」，利用「獨立」作為政治籌碼，向俄國、大蒙古帝國，和北洋政府換取政治、經濟利益。他一方面向庫倫呈遞歸順文書，以換取封賞和武器援助，另一方面則致函北洋政府東三省都督趙爾巽，要求減免其所欠大清銀行30萬兩的借款，以換取全旗人心的安定。最終趙爾巽反對烏泰的要求，烏泰遂舉兵「東蒙古獨立」，最終為北洋政府平定。

正是因為內蒙古各盟旗的郡王與中國政治場域中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相互交雜、掣肘，導致內蒙古在「獨立」與「自治」間的選擇問題懸而未決。為徹底解決這個治絲亦棻的問題，1913年初，大蒙古帝國庫倫政府在俄國的支援下，向內蒙古發動軍事攻擊，戰火從烏蘭察布盟西部到錫林郭勒盟東北部燃起，並蔓延到包頭、歸綏、張家口一線，致使「張庫商道，路無行人，沿途台站，悉被撒毀」^註2。隨後，北洋政府協助內蒙古各盟旗發起反擊，陸續擊退來犯的外蒙軍隊，讓內蒙古王公們各自不同的意識形態算計得到了一個共同答案：「自治」。1947年，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並於1949年12月改稱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至此，內蒙古走向了和外蒙古截然不同的歷史道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一種歷史，兩種命運

由內外蒙古追求主體性的歷史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與「自治」作為一個面向下的兩種體制，如何在中國國內與國際政治的角力下交互論述，以符合各種不同意識形態的需要，甚而最終在歷史機緣的安排下，形成當今「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讓居於兩地、具有相同文化底蘊的蒙古族最終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思考態度。舉例而言，「蒙古學研究」在蒙古國屬於「國學」，但在中國的內蒙古卻屬於「少數民族研究」；而兩地對成吉思汗的定位亦大不相同，成吉思汗在蒙古國是「蒙古人共同的父親」，但在中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的論述下，卻僅僅只是「中華民族的兒女」（所以常有居於內蒙的蒙古族人自嘲，按這個輩份算來，自己只是中華民族的龜孫子），其間造成的差異，恐怕不是當年內、外蒙古的貴族王公在面臨「獨立」與「自治」的抉擇時，所能夠想像的。

然而，歷史上的抉擇都有其現實因素，不能以今天的眼光來論斷是非，只是，在看待當今國內外的分離主義時，我們不妨也以此「歷史學的想像」來思考一下，各種抉擇背後意識形態的現實因素，以及其對相關國家／政治主體可能造成的影響，這樣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無可逆的歷史命運在提前今天所透露的蛛絲馬跡。

▎備註

蒙醫是怎麼練成的（下）：現代醫學體系中的蒙醫

2017/05/11 島夫

▌前篇：《蒙醫是怎麼練成的（上）：跨知識體系下的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大概就是蒙醫無可逃脫的處境吧？蒙醫吸收了各種知識體系的理論與身體觀，但反過來卻又無法被安置到任何一個知識系統裡面，最後只好在自成一家的同時承受著他者的奇異眼光…

蒙古帝國衰落之後，1575年起，藏傳佛教二度在蒙古高原上興盛，連帶也把藏醫的知識體系帶入了混合漢醫、印度醫學，和阿拉伯醫學的蒙醫體系中，並逐漸成為主流。1741年起，在清朝政府的組織下，藏醫學的名著《四部醫典》、《藍琉璃》相繼被翻譯成蒙文，而烏蘭巴托等地也成立了「醫明學院」，系統性地研究藏醫的藥方和醫療技術，並參照蒙古高原的環境和生活條件加以改良，從而奠定了現代蒙醫的藥學基礎。時至今日，許多蒙醫在開立藥方時，仍習慣以藏文作為主要的書寫語言。

但藏醫給蒙醫帶來的影響並不僅於此，藏傳佛教的流行讓當時許多家長趨之若騖地將家中孩子送到寺廟裡學習，從而讓藏醫/蒙醫的學習與傳承管道不再僅止於官方的研究機構或寺廟，開始向民間流傳散布，從而建立了蒙醫的「家傳制度」。

酒酐耳熱之際，我轉頭問坐在旁邊的貴其德醫生，他的醫學知識是在哪裡學的，他驕傲地告訴我，他出生於蒙醫世家，到他已經是第四代了。以前家裡窮，養不起孩子，只好送到廟裡當喇嘛，想不到意外讓他曾祖父發現有學醫的天份，自此之後，他家的孩子都會送到寺廟裡跟喇嘛學醫，再輔以家傳的診脈技術，自成一派，「到我家姑娘才中斷，改上現代學校。」^註1

「但你也是醫學博士啊，還是碩士研究生導師呢！」我指著他的名片繼續追問。

對，我在蒙古國唸的博士。沒辦法，這年頭要在體制裡生存都要有正規學歷啊。

但，為什麼是蒙古國呢？

現代西方醫學與藏醫學的相遇其實是從俄國開始的。1857年，俄羅斯發生疫情，一名布里亞特的藏醫亞歷山大‧巴德瑪耶夫（Aleksandr Badmaev）被邀請到聖彼德堡協助防疫，而他的弟弟彼德‧巴德瑪耶夫（Pëtr Badmaev）則於1870年起在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允許下，在聖彼德堡開設醫館行醫。彼德於1902年將《四部醫典》翻譯為俄文，搭建起藏醫和西方醫學交流的橋樑。其後，俄羅斯的蘇維埃政府將藏醫知識當作贏取境內卡爾梅克蒙古族和布里亞特蒙古族人心的手段，間接也促成了藏醫、蒙醫，與西醫在俄蒙兩地的交流。

然而，1921年之後，隨著西方醫學的流行，藏醫在蒙古國逐漸被指控為庸醫，特別是當1923年2月，蒙古人民黨創始人、蒙古國人民革命英雄蘇赫巴托將軍的死亡被歸罪於忌妒的喇嘛下毒所致後，藏傳醫學便完全中斷其傳承，直到1958年於布里亞特出土一批桑結嘉措（《藍琉璃》的作者）召集畫工繪製的79幅人體解剖、藥物、醫療方法/器械、脉脈、尿診等掛圖後，才吸引一批受西醫訓練的學者重新研究藏醫。在此機緣下，隔年1968年，蒙古國重新建立起藏傳醫學的教育機構，恢復對蒙/藏醫的研究。因此，在蒙古國的蒙/藏醫教育，主要是以西方醫學的知識視角來重新「發掘」本土醫學的價值。

內蒙古自治區的蒙醫傳承則除了藏—西醫之間的關係外，又夾雜著中國政治與漢醫帶來的權力配置因素。以家傳、帶徒，以及寺廟喇嘛傳承為主的蒙醫教育，因共產黨對宗教的意識形態、及漢—藏之間的緊張關係影響，在社會上只能保持著隱晦而低調的角色。直至1958年，內蒙古醫學院（現為內蒙古醫科大學）成立「中蒙醫系」，並設立「蒙醫基礎理論教研室」之後，蒙醫教育才正式進入中國現代的大學體制中（但1967-1977因文化大革命中斷高考而未招收學生）。

在如此設計的教育體制中，蒙醫一直被視為附屬於漢醫（中醫）知識體系下的一支民族醫學，直至1978年，內蒙古蒙醫學院（2000年後與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哲里木畜牧學院合併為內蒙古民族大學）於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成立，開設5年制的大學部蒙醫專業班後，蒙醫才在運作上成為不同於西醫和漢醫的獨立學院；至於內蒙古醫學院的「中蒙醫系」，則時至2006年才與中醫學院分開，單獨成為「蒙醫藥學院」。即便如此，在學術定位上，依中國教育部公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中醫學/中藥學和(西方)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同屬一級學科，而民族醫學（蒙醫學、藏醫學）仍隸屬於中醫學的二級學科，其地位仍夾在西醫與漢醫間的邊緣。

因此，當蒙醫知識在蒙古國中斷傳承時，內蒙古自治區仍有一批寺廟、喇嘛培養出來的蒙醫在蒙古高原上低調的行醫；而當蒙醫進入中國現代教育體系，並逐步建立起規範化的行醫資格制度時，也正值蒙古國蒙/藏醫學研究的興起，正是在這時間交錯造就的機緣下，目前在內蒙古執業的蒙醫中，特別是家傳的蒙醫，許多人都有留學蒙古國的經歷。除了貴其德醫師外，在座的巴虎山教授也是在蒙古國取得博士學位。

除了蒙醫學的教育外，蒙醫院的設置也是蒙醫發展非常重要的里程碑。2006年，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確定新建內蒙古國際蒙醫醫院，使其成為目前國際上規模最大的蒙醫綜合醫院。2007年，中國政府11個部委也隨之聯合發布了《關於切實加強民族醫藥事業發展的指導意見》，主張「堅持保持和發揮民族醫藥特色優勢，遵循民族醫藥自身發展規律和特點」，發展「民族」醫藥產業。以此指導意見為基礎，不僅蒙醫的溫針、火針療法，以及正骨療法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蒙醫/藥事業也成為內蒙古自治區各級政府發展國民經濟和社會福利的重點環節。

舉例而言，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於2010年重新修訂了《內蒙古自治區蒙醫中醫條例》，明確指出「旗縣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蒙醫藥中醫藥事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並對蒙醫藥給予重點扶持，保障和促進自治區蒙醫中醫藥醫療、保健、教育、科研、產業、文化事業的發展。」而同年的統計年鑑資料也顯示，內蒙古自治區的蒙醫醫療機構一共有84所，形成了一個「以2所自治區級蒙醫醫院為龍頭，12所盟市級蒙醫機構為骨幹，70所旗縣級蒙醫機構為基礎」的蒙醫服務體系。

然而，也是在這樣等級制的醫療服務體系中，大批的資源與人才集中到城市的大醫院，特別是內蒙古國際蒙醫院中，導致基層醫療品質的匱乏。「看病難、看病貴」這個中國醫療服務的老病根，隨著現代蒙醫服務體系的建立，也逐步侵蝕了蒙醫以「村」（稱之為「蘇木」，蒙古自治區的行政區單位）、基層為主的行醫傳統。像王布和大夫那樣堅持在村裡行醫的蒙醫，已經越來越少了。

國際蒙醫院成立後的確推動了蒙醫在科研、教學，和醫療實踐上的發展，但把所有資源都集中到城市來，旗縣、村裡的百姓要看病可就難了。你看這附近這麼多旅店，那個來看病的不是住上十天半個月的，得花多少錢啊？

時間已經過了午夜12點，帶著我的大哥帶著微醺的醉意，冉冉地吐出一口煙，意味悠長地說。

「這倒是，住上個幾年的也都有。別說這個了，來，乾了，我讓院裡值班的研究生開車送你們回去。」他的好哥們，巴虎山教授這麼回。說是要散場，讓研究生替我開車送我回去，但巴虎山教授沒捨得他的哥們，而他的哥們沒捨得我，於是一行人浩浩蕩蕩地開車帶我回家，再一起吆喝著消失在昏黃路燈的燈影下。

看著這群熱情好客的蒙古人，以及巴虎山教授逐漸遠去的背影，我似乎對「蒙古大夫」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在現代西醫的視角下，他們是中/漢醫學體系的一部分，但在現代中/漢醫學的視角下，他們從西藏、印度、阿拉伯醫學那裡學來的知識體系又不一定能穩妥地嵌入其中。在跨界的醫學知識體系中求取生存之道，卻從來不曾失去這個民族對生命及人群的熱情，誰說這不是艱難人生的現實寫照呢？

▎備註

註1：這裡指的「中斷」，意思除了表示在現代國家的體制下，「家傳」的醫學知識不再受到承認外，同時也是在中國一胎化的政策下，因為無法將唯一的女孩送到寺廟學習，故而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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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夫  中國/某地

出生成長於島嶼臺灣，大學畢業後渡洋至另一島嶼求學，最終獲社會學博士學位。長期關心東亞文化政治與歷史議題，現旅居中國，讀書、寫作、劈柴、炊飯，並期許自己重新以乾燥大陸的視野反思自身潮濕的島嶼認同。